世界经济的“围城”，中国该如何破局？ | 社会科学报

点击上方“社会科学报”关注我们哦！

经济

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行，结构失衡问题亟待改善。国际形势风起云涌、国内经济转型升级，面临国内外诸多难题，中国该如何破局？中国以前讲“应对”，现在讲“引领”。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中国正努力尝试拓展国际经济体系的新空间。中国能否在世界经济新格局的背景下擎起新时代发展的大旗，为世人瞩目。近日，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以“世界经济新格局、中国经济新时代”为主题举办年度论坛，四位专家围绕世界与中国经济话题进行了对话。 　　

原文：《世界经济新调整，中国该如何破局》

本报特约记者   刘曼莲

从左到右依次是盛斌、洪俊杰、王小鲁、陆铭

盛斌：传统全球化模式已不再适应未来发展

目前，全球化的发展处于一个艰难时期，出现了许多“逆全球化”、“反全球化”的说法。尤其是近些年来发生的“黑天鹅”事件，如特朗普当选和他的一系列“退出”、英国脱欧等，带来了很多分裂问题。为什么会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？逆全球化出现的表层原因是危机引致保护：在任何大危机之后都会出现贸易保护，但如果比较1929年和2008年的两次危机，我们会发现，这次的危机作用时间更长。近些年来，世界经济出现持续结构性低迷，逆全球化的基础也比上次危机更强。但从深层原因上来讲，逆全球化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：收入分配恶化，国家内部资本与劳动、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、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衡加剧。

既然逆全球化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不平等，那全球化究竟是不是造成不平等的原因？ 实则不然，造成不平等的真正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：一是技术进步，自动化、人工智能、数字革命等加剧收入不平等；二是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，劳动力体制僵化、产业与地区流动性低、永久性失业增加、匹配低效；三是社会保障政策和贸易救济体制的缺失或不完善；四是实体经济的衰落与过度金融化；五是教育技能培训与再就业项目的投入不足；还有企业与个人的异质性的原因。

总体而言，传统全球化模式已不再适应未来发展，我们需要对全球化的模式进行反思：要关注全球化进程中的包容性、平等性与共享性；适度控制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速度；巩固民族国家的国内治理体系。对发达国家而言，要以创造就业为导向并增强就业灵活性；发展中国家则需要以发展为导向，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，提高生产能力，通过出口创汇等。

对于中国而言，需要把握机遇，通过“一带一路”这个机会以地缘经济合作代替地缘政治冲突。“一带一路”是推进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化的试金石，特别要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把握好政府主导模式下补贴、国有资本、产业政策、研发创新等问题。（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、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）

洪俊杰：中国需要打造由自己引领的全球价值链

目前的世界开放型经济存在两大方面的问题：贸易投资气血不畅；治理体系免疫失调。具体而言有三点：贸易失衡问题长期无解；公平问题被长期遗忘；全球治理问题则被长期搁置，改革任重道远。

首先，针对贸易失衡的问题，解决方案有许多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是发展服务贸易。目前，服务贸易在全球发展缓慢，从数据来看，整个服务业占全球GDP的65%左右，但服务贸易仅占到25%。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服务贸易成本太高，比如准入问题、非关税壁垒等等，如果把这些壁垒量化成关税，服务贸易的关税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30%，远远超过货物贸易。因此，解决贸易失衡的思路之一就是要进一步拓展服务贸易，使其在未来朝着更加自由化、便利化的方向发展。

其次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公平问题。贸易的发展一定是有人受损有人获益，那么如何将贸易利得进行二次分配就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。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简单，欧美测试过一些方法但效果并不太好，这从美国二十年来中低收入者收入停滞不前、高收入者涨幅却很快就可以看出来。如何将获益者的一部分收益转化为受损者的社会服务仍然值得深思。

最后，从全球治理方面来看中国与全球化的问题。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图可以看出，2000年的时候中国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边缘地带，当时东亚以日本为贸易核心；但2015年之后中国已经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位置，前所未有地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。对于中国而言，这是全球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节点。我在做一个中国与开放型经济的环流理论，之前中国是融入或嵌入到发达国家的环流之中，通过加工贸易、引进外资、沿海开放和经济特区等等；但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需要打造由自己引领的全球价值链，这对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中高端攀升是非常重要的。

从全球治理的制度行为逻辑和战略角度而言，中国应该采取完善型的制度行为逻辑与战略，并不需要推翻或替代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，而是应该完善目前体系中不完整的地方。首先是世贸组织，中国应该高举多边大旗，为多边贸易框架注入新的活力；还有RCEP、TISA、扩大金砖的规则和影响等等；最后有个很重要的机会是“一带一路”，中国可以通过“一带一路”打造和引领自己特色的国际经贸型规则，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向中高端攀升。（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）

王小鲁：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实现结构再平衡

中国的原生增长潜力还有哪些仍在？第一，市场化改革。中国从中速转到高速增长就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，从数据可以看出，现在的民营经济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，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资源配置的改善。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依然存在。第二，城市化率的提高带来新需求，促进经济增长。第三，所谓的后发优势依然存在，中国可以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和技术，吸取他们的教训，在这个过程中比他们发展得更快。当然，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，比如比较优势的转移，资本充裕优势替代了劳动力优势；人力资本的改善；市场竞争培育了创新动力，新兴产业在发展，以及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溢出效应。综合这些因素来看，可以说，并没有充分理由认为，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就一定会减速。

过去几年经济增长持续下行，经济结构失衡的最主要症结是投资过度、消费不足。各级政府过度热衷于投资扩张，大量借债投资，过度鼓励房地产投资，无效投资越来越多；同时，货币政策持续刺激投资，财政政策偏重投资，地方发展政策以各种优惠吸引投资；另一方面，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对不足，同时，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也影响了居民消费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受到干扰，企业提高效率和科技创新动力不足。从过去十几年消费率、投资率、储蓄率的变化可以看出，消费率一下子下降了15个百分点，反过来，储蓄率和投资率都高了十几个百分点。

结构再平衡需要解决体制政策问题。不是说不要政府投资，但政府应该适度投资，而且是在合理领域进行投资。要保持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，必须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实现结构再平衡，其中有三个关键环节：用几年时间从加杠杆切实转向去杠杆；从过高投资转向合理投资，从过大的收入差距转向合理的收入差距，改善收入分配，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，促进居民消费；推进政府改革，减少对市场的干预，缩小政府规模，降低行政成本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初步改善，但未来增长是高度不确定的。如果能够实现这些调整和改革，中国经济增长将有一个光明的前景。（作者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）

陆铭：如何破解中国农业的“三高困境”

中国农业的三高现象“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”和劳动力流动障碍有关：一方面，户籍制度直接阻碍劳动力流动；另一方面，农业补贴加大农民工进城的成本，这两个机制阻碍农民工进城。一旦存在这两个机制，城市化就会落后，进而导致土地细碎化，农场平均面积减小。农业是一个规模经济的产业，人均土地小，成本就上升，收入也比较低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。若此时再因收入差距加大补贴，农民就更不愿意出去打工，那土地细碎化问题就一直得不到解决。规模经济不能实现，成本上升，在国际贸易就处于不利地位。其实在农业研究里，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了这些问题，我只是给这场争论找到了一些新的证据。

我们的研究以20国集团作为基础模型，选择20国是因为这些国家粮食出口量占全世界的比重在83.07%至91.19%，20国集团讲清楚，就把世界粮食贸易讲清楚了。在全样本的情况下，我们得到中国在2011年的劳动力流动残差为-1.30，2012年农均耕地为0.142公顷。如果将这些劳动力障碍完全去除，在总耕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，农均耕地将增加到0.143公顷，增加的面积约10平方米/人。如果中国的在耕地数量不变（13.88亿亩），那么农村总人口将下降为6.45亿，将大约有463.2万人离开农村，总的粮食净出口为-798.59万吨。而2012年中国实际的粮食净输入为7135.23万吨，净输入下降约89%。换句话讲，中国今天的进口量89%可以被劳动力障碍解释。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。

要解决劳动力障碍需要几管齐下。具体而言，有以下几点政策建议：一是改革户籍制度，把提供均衡的城乡公共服务置于优先地位；二是改变补贴方式，适当地减少农产品的价格补贴，转而按生产规模进行补贴，补贴农村移民的职业培训和进城之后的廉租房。与此相对应，农村宅基地可以有条件地放弃，以获取进城务工的补偿；三是推进土地流转，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，在人口流出的同时引导资本下乡，使生产要素合理配置，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样的措施应该有先后秩序，不建议在劳动力流转不畅的情况下，在农村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和推广机械化，这会使得土地细碎化的现状趋于固化，为将来的土地整并增加难度和成本。（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）

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2期第1版，转载请注明出处，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
-大家都在看-

长按二维码关注

做优质的思想产品

社会科学报

微信号：shehuikexuebao

社会科学报官网：http://www.shekebao.com.cn/